iPhone Duo于10月23日正式发售,苹果首批折叠屏设备遭遇大量投诉,多位用户反映内屏在铰链区域出现亮线或开裂现象。
海外一名澳大利亚用户在开合不到20次后,屏幕中央便出现一条亮线裂纹;在上海国金中心营业厅,张女士购买的最新款iPhone Duo折叠机,仅开合几次,内屏就出现了两道明显裂痕。所有故障位置高度一致——全部集中在铰链处。
业内初步分析认为,这并非设计缺陷,而是铰链装配公差过大所致。
折叠屏手机的铰链内部设有“龙骨”结构,用于支撑屏幕反复弯折。如果龙骨安装偏差哪怕0.1毫米,开合时龙骨边缘会持续顶压屏幕的某一点。
该点承受的应力集中,短期内可能无碍,但反复开合后,应力点会逐渐损伤屏幕。
为何判定是公差问题而非设计问题?两个依据:故障位置高度统一,均在铰链同一部位;耐久测试中折叠1.1万次未出现裂痕,说明设计本身可靠,或是量产时装配不到位。
针对iPhone Duo屏幕开裂事件,李楠将原因归结于供应链磨合不足。他表示,苹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早年都吃住在中国供应链上,工业设计看似天马行空,但最终量产落地,供应链能力才是产品无法逃脱的地心引力。
他认为,裂屏和亮线问题并非中国供应链无法解决,关键在于苹果近年来愈发疏远中国供应链,产线上的供应商工艺品质结构工程师们,恐怕已没有机会与苹果充分交流,大概率风险早已被预判,却被高层忽视了。
以前苹果工程师吃住在中国供应链上
李楠的说法可能不无道理。过去苹果与中国供应链之间那种“吃住在一起”的关系,有具体报道案例可循。
“早在2007年第一代iPhone发布前几周,乔布斯突然决定更改屏幕设计。换作其他公司,这一改动至少会推迟数月。结果呢?中国工厂半夜叫醒8000名工人,每人发一块饼干一杯茶,半小时后新生产线就运转起来了。”
这个案例出自苹果前高管的著作。背后是苹果工程师早已扎根工厂,与产线师傅共同调试了数月。设计师敢于修改,是因为他清楚产线能够实现。
2018年,苹果大中华区负责人葛越参观上海昌硕的iPhone 8产线时,当时报道称,苹果新产品刚开始投产时,会派出100多名工程师驻扎昌硕工厂,与昌硕的工程师一起研究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
昌硕产线上的许多设备,由苹果设计研发,再交由或与中国本地供应商联合研发生产。
这并非甲方给乙方下订单,而是两拨工程师在同一个车间里,对着同一台机器,将“图纸上画得出但产线上做不出”的部分一点点磨出来。
新华网2024年的报道指出,在领益智造东莞工厂,“长期以来都有苹果公司工程师们的身影,他们从产品开发阶段便与供应商团队紧密合作,共克技术难关”。
这不是图纸画完就扔给供应商,而是从第一天起,苹果工程师就与供应商坐在一起。 设计师想设计某个结构,供应商工程师当天就能告知其可行性、良率和成本。
到了iPhone Duo,这套模式遇到了一个更极端的样本。
苹果COO萨比赫·汗表示,iPhone Duo是苹果“迄今最具挑战性的产品之一”,“很多设计构想,离开中国供应链的制造能力很难落地实现”。
铰链区域由上百个精密零部件构成,苹果和富士康并未外购现成设备,而是从零联合开发了一台微米级3D打印自动化设备,采用共聚焦激光逐层扫描铰链微观形貌,再通过多达25层定制光敏聚合物喷涂,将平整度控制在微米级。
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定位并非“组装厂”,而是“苹果和富士康联合攻坚的工艺试验场”。
但问题在于,折叠屏的工艺知识并非写在图纸上、发给供应商就能执行。它是在试产阶段、在产线边上、在两拨工程师反复争吵和试错中积累出来的。
哪些公差必须收紧、哪些材料在数万次开合后会疲劳、铰链在何种角度下应力会集中到屏幕折叠线正上方,这些是华为、三星等厂商通过六七代折叠屏产品积累出的肌肉记忆。
iPhone Duo是苹果首款折叠屏,其复杂度远超直板手机,需要大量苹果工程师长期驻扎在郑州、深圳以及中国供应商的产线上。
但那条用于传递“这个不对”的反馈通道,正在变窄。
有消息称,郑州富士康为iPhone Duo的铰链专门配置了苹果派驻的驻厂工程师团队,产线上约有三十名驻厂工程师。
2012年和2017年的报道均提到,苹果向富士康派驻的工程师数量接近两千人,覆盖物料、产线、质量全链条。
彼时,苹果并非派人盯组装,而是设计端与制造端共享同一物理现场,风险信号无需层层汇报,在产线边上就能被截住。
为何苹果派驻富士康的工程师减少了?一个猜想是向印度方向加派了,因为印度缺乏工程师, 苹果的目标是在两年内将印度产能提升至全球的50%。
塔塔霍苏尔的外壳工厂,良品率长期徘徊在50%左右,而郑州富士康的良品率常年稳定在97%以上。
印度产线依赖中国工程师驻厂调试;中国团队一旦休假或撤回,印度设备稼动率就会下滑。因此,苹果当前重心是提升印度工程师数量与良率以推动产能规模扩大,能够派往中国市场的工程师自然减少。
而折叠屏的复杂性与难度恰恰需要更多工程师来解决问题,但iPhone Duo的铰链专班只盯铰链这一个部件。
问题在于,苹果折叠屏的故障并非单个部件所致,而是铰链与屏幕、UTG玻璃、整机应力之间的配合出现偏差。
澳大利亚用户开合不到20次就听到咔嚓声,上海用户正常展开就出现三厘米竖裂痕,故障高度集中在铰链正上方——这些是装配公差在真实开合应力下暴露出的问题,恰恰是最需要产线旁即时反馈的那一层。
大概率风险早就预测到了,被高层无视了
李楠表示:大概率风险早就预测到了,被高层无视了。
这背后的含义是,并非无人察觉风险,而是察觉风险的人在决策链条中的权重,被“将产能转移到印度”这一更优先的目标所压制。
当供应链管理的重心从“与中国工程师一起将公差磨到微米级”转向“将印度占比从25%提升至50%”时,那些关于铰链异响、折痕应力集中的早期信号,在报表上可能只是一个需要被“管理”的风险项了。
苹果选择保良率、宁可缺货,表明品控标准仍在。但标准存在,并不等于知道如何在产线上将标准兑现出来的反馈回路依然存在。
iPhone Duo在中国制造,但苹果的重心正向印度偏移。两年内要将印度产能提升至全球一半,派驻中国产线的工程师减少了,与中国供应商磨合工艺的时间缩短了,产线反馈到决策桌的链条变长了。
这反映出,苹果高层的注意力被印度牵走,最懂产线的那批人离决策桌越来越远。
苹果与中国供应链之间那种“吃住在一起”的对话频率,以及两拨人蹲在车间里对着同一台机器争论的密度,已无法重现,iPhone Duo出现大规模屏幕裂纹事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许多用户感慨,这是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,他们打算等到第二代或第三代再购买。这或许是苹果全力投身印度而疏远中国供应链所付出的代价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热点微评”(ID:redianweiping),作者:王新喜,36氪经授权发布。